美国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强烈的意识。今年9月，80岁的罗科·萨宾扎(Rocco Sapinza)在纽约一家酒吧与没有戴面具的顾客发生冲突，遭到致命攻击。萨宾扎并不是唯一一个死于所谓权利的人。上世纪90年代，有7人死于对堕胎提供者的袭击，自2000年以来又有4人死亡。

即使在没有爆发直接人身暴力的情况下，美国关于权利的辩论也很少以妥协告终。更糟糕的是，这些辩论四分五裂。人们倾向于争论平权行动、言论自由、枪支和宗教自由，似乎只有一方有重大利益。将问题界定为与权利相关的问题，往往会导致胜利者承担一切，增加风险。

堕胎问题在美国的权利讨论中显示出严重的撕裂。20世纪70年代初，西德和美国的法院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20年中，德国宪法法院、议会和几个州达成了立法妥协，尽一切努力承认和解释所有各方的严重道德关切。另一方面，美国已将堕胎问题提交给联邦法院，但这并没有缓解社会冲突。今天，美国留下的是一场由最高法院提名的激烈斗争，一批明显两极分化的联邦法官队伍，以及长期以来在堕胎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关于美国不健康的权利对话的抱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法学教授贾马尔·格林(Jamal Green)在他的著作"正义的弊端：为什么我们对权力的迷恋正在撕裂美国"((HowRightsWentWrong:WhyOurObsessionWithRightsIsTearingAmericaApart).)"中谈到了这段历史，他不仅赤裸裸地描述了病态的症状，而且开出了新的处方。他抨击了美国机能失调的权力文化，他的观点不仅有吸引力，甚至令人兴奋。然而，他的解决方案也有一个逻辑漏洞，很难说服公众。

格林观察到，宪法通过时，政治精英们在权利问题上已经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分歧与当代的辩论完全不同。最初的宪法草案中只提到了少数权利，但"权利法案"只是因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等反联邦主义者的抗议而增加的。这些权利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而不适用于各州。这些权利更多的是加强地方控制机构的权利，比如州民兵、教会和陪审团的权利。维护权利的是地方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为了解释现代的困境，格林把手指指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罪魁祸首。1905年，著名的波士顿律师、哈佛大学教授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Lochner诉纽约一案中发表了反对意见。Lochner案在律师中很有名，因为法院在"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中确立了"合同权"，并认为纽约的劳动法侵犯了工人和企业主订立任何合同的权利。Lochner案和类似的裁决破坏了许多州的渐进式改革，而霍姆斯对合同权利的概念嗤之以鼻。他坚持坚持国家法律，而不分析挑战的法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