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非洲没有黑人。”当美国普利策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从一位尼日利亚剧作家那里听到这句话时，她知道她永远不会忘记。只有来到新世界的非洲人才会变成黑人。在那之前，他们是埃维、阿肯、伊博，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只是波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当黑人和白人站在光谱的两端时，其余的人被夹在中间，变成黄色、红色和棕色。

我们用种族主义来谴责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奴役，肤色对另肤色的压迫，但它也释放出一个危险的暗示：种族是一个自然群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黑人不能变成白人，白人不能变成黑人。但当我们观察自己的皮肤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按肤色、语言、血统或其他标准划分的种族只是把人划分成一个等级结构，这样一个群体就可以统治另一个群体，就像印度的四个种姓对达利特人和纳粹对犹太教一样。在对种族主义批评日益软弱的时代，威尔克森提出用种姓来思考种族主义在美国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区别人的是等级制度、生理或文化特征，但它却被任意截取为完成种姓任务的工具。

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

每个人都知道种族主义，但很少有人在镜头前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一些刚刚犯下种族歧视的人可能会在公众面前感到羞耻和愤怒，试图为自己根本不是种族主义者辩解，声称自己最好的朋友是黑人，有些人会公然使用“白人至上”（或其他XX至上），但他们决不会公开高喊“种族主义万岁”——我们都知道，种族歧视不是犯罪学说也不是好话。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是《纽约时报》的一名非裔美国记者，她知道自己生活在这种傲慢和默契的种族主义之中。每次她开门拿东西，人们都会问她主人是否在家。坐在头等舱肯定会引来附近白人的抱怨。等待《纽约时报》采访的零售商一再拒绝相信她就是记者本人。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碰巧皮肤黝黑。没有人愿意为种族主义道歉。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是种族主义。这个词正在失去对现实的刺痛作用。它不能指向演讲者本人。

在一次次遭遇印度的种姓制度后，威尔克森和半个世纪前的马丁·路德·金一样，震惊地意识到种姓比种族更能直指事物的本质——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种姓等级制度，黑人在美国是“贱民”。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威尔克森写道：“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种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等级框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每个人置于一个预定的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改变的。在美国，肤色是用来确定一个人所在位置的标志。这个标记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印度，种姓制度通过名字来标记人，而纳粹则沉迷于测量血缘。黑人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NBA巨星或总统，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即使是底层的白人也觉得自己应该高高在上。与阶级相比，种姓是最牢不可破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