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玲一直想写一系列关于中国人生死的故事。当时，他住在重庆，非常想家，这促使他写下家乡人的故事，他们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土豪劣绅，而是平凡甚至卑微的人。”我觉得他们的生命中可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但他们在死亡问题上是平等的。2011年，袁玲开始写作；2014年，《我的九十九个死亡》出版。

看完这本书，袁玲觉得不踏实。他手头还有20多个故事，但他觉得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决定先把它搁置起来。重新启动写作计划时，袁玲定下了“生死一课”的主题，人生不一定与死有关。生活中的一些挑战和困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生活。在这个人的一生中，有一些事情打动了我，也有一些事情留下了印记。我想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生死一课”来源于袁玲的专题文章《苔藓不会消失》中一章的名字。在他看来，生活是一门学科。虽然我们可能学不好，但我们仍然需要认真学习。但他只记录别人的生死，不负责教学。

上海翻译出版社出版的《生死一课》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由本土作家创作的翻译纪录片。袁玲说，从还原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部比较规范的非小说类写作，虽然看上去有点像小说。”《生死一课》是一个七八十个中国人的系列故事。他们中有家乡的长辈，隐居的画家，自杀的前首富，住在上海亭子里的怀旧老人，还有最近生活平淡的42岁盲女，袁玲来到上海尖头出版社，与评论家黄德海、作家李宗涛座谈。他叙述了《生死课》的写作时机，对纪实写作的理解，以及故乡对他的意义。

袁玲认为纪录片创作中的人物是不能“设计”的。与写小说不同，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设计人物。生活中的活人往往充满随机性和缺乏完整性。不愿意设计人物可能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弱点——袁玲因此承认，他的小说中总是存在人物不充分的问题，但他在写生死课的时候可以摆脱这种负担。”只是写非小说。他说：“没有必要强化角色的性格，塑造我建立的主体性，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是个容器。如果这个人给我什么东西，我一定会接受，并在一定的时间呈现出来。”

在《生死一课》中，袁玲记录了一个画家的故事：画家在袁玲老家的一个风景区承包了一个工程，但他没有拿回钱。他干脆在景区盖了一栋房子，隐居在外。后来，他逐渐成名，并获得了省里的奖励。他的生活似乎步入了一个更好的新阶段，但在那时候，他被一个年轻的歹徒勒索，被他的木雕斧砍死。故事的标题是“画家头上的斧头”。故事的结尾，袁玲写了这样一句话：“从他突然决定放弃事业，成为一名画家的那天起，斧头就挂在头上，等待着天塌下来”，“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如果他没有得到那个小奖，又不是画家，他就不会被砍死。很难说这样的判决是主观的还是脱离客观的。我只是想在这里说，但大多数时候我不怎么说，他解释道。

袁玲说，无论他什么时候接触人物，还是把这些人物的故事写下来，他都尽量不做判断——很多判断都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写下他能感受到和表达的东西。”Ta看起来像一根羽毛，但是羽毛掉下来的时候可能很重。你必须展示它，但不要判断，设置TA，也不要遵循规定的程序。这是我对非小说作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