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无声的默契，书写历史意味着深度介入现实。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中。他们以写作和批评的方式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见证着自己情感的伟大与懦弱。赞美他们的崇高，扼杀他们。爱德华·卡尔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一个笼统的定义:"当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想象与他对当前问题的认识相结合时，伟大的历史就被写出来了。对于那些深深铭刻在人类灵性成长历史上的历史事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书写，阅读，常常看到自己时代的轮廓。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历史学者对大革命的研究和不同面孔的呈现，也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和认同的源泉。历史学家沟通过去和现代，但他们的历史记忆往往大相径庭。"

生于1795年的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就像是天玄思想的第三个层次。他感叹，法国伟大人物的死像剧院的灯一样熄灭，大革命就像一场夹杂着恐怖和宗教感情的最后审判。写在民主时代的米什利，将大革命视为人民导演的民主史诗。他渴望唤醒死者的灵魂，汲取大革命时代的养分，以"自由"和"十字架"为主体书写法国历史。在《法国大革命史》中，1/4世纪后的自由立宪主义者坦纳着重表现了革命可怕的病态症状。他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荒谬的疾病，起源于卢梭和雅各布的顽抗之心。直到特纳时代，法国还在幼稚与疯狂之间摇摆，最好的体现就是巴黎公社。革命催生了现代法国，它的孩子可能不愿意承认多面妈妈。"

战后20世纪的历史开始告别孔德实证主义和蓝科史学，告别政治史和英雄伟业，不再占据史学界的注意力。旨在书写人类一切活动历史的年鉴学派开始关注语言，结构和社会对历史的塑造，并不断从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汲取思路。然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因为20世纪的暴力和革命，以及宗教意识形态迫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和知识，在反差中反复衡量自己的时代。大革命就像一个镜像，反映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只是在他们祖先的眼中。"。

1965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勒和里格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始向法国主流学术界主导的教条主义左翼革命史学开战。福勒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赛伯乐等人在左翼意识形态的狂热影响下，把大革命研究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和。曾经被左派俘虏的福勒，一直相信改造人性的可能性和左派的历史担当，直到看穿了革命的幻象，结束了对苏联的狂热崇拜后，决心写一部法国革命史，以消除极权主义的历史根源，在历史上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直到二十世纪，所有法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仍然源于大革命的原型，大革命就像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史家所产生的知识只是另一种传统的，公共的记忆，每一种被写成"革命往事"的记忆，都属于史家自身知识和政治立场的投射。

富勒把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开始以政治文化和语言为重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的新文化史也有着类似的意义。新文化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来自年鉴学校。新文化历史学家对仪式、符号、符号和语言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是研究人员的最佳范例。新文化史领袖林恩·亨特(Lynn Hunter)以研究大革命而闻名。

除了以往大革命研究所关注的阶级，权力和战争，林恩·亨特关注的是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大革命的政治行为，而正是这种符号和隐喻控制和改造了日常生活，成为大革命血腥和狂热的土壤。她的代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从革命诗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她是如何震撼世界的，正是那些被以往研究者忽视的细节--图像，宣传和基层公务员，她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本质，以及"法国人民是如何成为欧洲所有民族中最辉煌和最危险的"。中信出版社今年推出了林恩·亨特的作品《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