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仅是一种职业分工，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生活和公众讨论的热点，也是最活跃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出了狭隘的专业范围，随着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学问题相对边缘化，随着大学文学教育的专业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其公共性和意识形态性，越来越成为一个知识的"领域"。

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范式和知识传承模式，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其知识生产模式和培养体系既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基本样式。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乃至经济发展，文学批评与研究都可以"介入"。仿佛文学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虽然这个理想阶段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是作为怀旧话题来谈论，但在现代已有不少先例。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与批评写作（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到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舍夫斯基），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牵动着民族思想生活的耳朵，引领着民族精神生活和中心话题.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关于雅典娜·坦普尔杂志的个人信件

例如，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应该属于"审美"的范畴（康德所说的"判断"），还是属于认识，分析和理解的范畴（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就其非功利性，无目的性，或在感官，想象，形式，风格的自律或自由中隐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言，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一样，需要一种与其本质相适应的体验和感受方式回顾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特殊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像闪电照亮夜空一样，揭示了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揭示了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在动力，这就是作为一种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文学鉴赏。同时，文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一种复杂现象和复杂结构，它蕴含着高度构思和提炼的人类精神劳动，因而需要一门专门的，久经训练的知识，理论，经验，方法，技巧才能全面，深入，系统地掌握。这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研究，包括实证层面，形式分析层面，文学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层面。

引入康德的‘实践理性’范畴，即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法则和道德行动，或许可以为我们描述这种超越的范围提供一个起点。此外，如果尊重现代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行动的相对自律性和特殊性，不妨将政治与道德法则和行动分开。事实上，所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其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可以归结为其道德立场和政治性质。后者决定了前者的倾向，道德激情，社会参与或介入的程度，宣传鼓动的色彩，也决定了其时代性和历史性。深刻是因为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实践理性"和历史维度的内容，微妙是因为前者只有保持自身审美或哲学的独立性，自律性，即通过把握与自身道德和历史本质的距离，才能受益于它而不是受制于它